四川在线-四川日报　　

在国有模式“一统天下”的自然保护区大环境中，露出民办“尖尖角”的余家山，自然会引起广泛关注。在国内的自然保护区，普遍模式是由政府部门主导管理，保护资金依靠国家投入。如何让保护区在保护中获得发展，丰富保护者的主体，保护也能赚钱？

　　“民办公助、民营管理”的“四川平武余家山县级自然保护区”悄然成立，探索自然保护区的民营道路。国际知名环保组织“保护国际”的“协议保护”模式也在余家山保护区试水。协议保护在国际上很流行，但在中国还很新鲜———其管理模式是保护区所有权国有、保护权民有。

　　初识余家山

　　突然而来的美丽邂逅

　　12月7日下午4时，九环线东线272公里处，蜈蚣口。汽车从一块“协议保护地”的蓝色招牌旁摇摇晃晃地转上一条山路。拐过坳口，余家山正沟别有景致：仄仄峡谷中，高山劈头盖脑而来，深岱色山中一飞瀑清丽而下。

　　路两边，远处，森林深不可测；近处，红叶伸手可摘。“快看，红腹鸡。”同行的司机突然大叫起来，手指所向，一个红色的身影一闪，转瞬消失在茫茫林色之中。

　　“这种情况太普遍了。”“四川平武余家山县级自然保护区”管理所负责人、“山主”刘勇淡淡表示，自1997年，他上余家山成为这里的经营者以来，几乎每次上山都能邂逅野生动物。不仅如此，在这片与青川唐家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和平武小河沟省级自然保护区接

壤的1.5万亩山地里，还栖息着大熊猫、金丝猴等许多国家一级保护动物。

　　“春夏时节，离公路20米的山林中就能见到金丝猴。”管理人员马勇说，最“恐怖”的是，今年夏天，他与3头野猪“邂逅”。“当时，房屋外空地上种的玉米成熟了。我正在地里，突然听到玉米秤哗啦啦的声音，以为是老杨（另一个管理人员杨明清），就说，‘不要催，不要催。’不见回声，回头一看，吓得魂飞魄散 ———5米开外，3头野猪肥滚滚的，亮着长长的獠牙。手中的玉米棒往野猪方向一扔，我连滚带爬地冲出玉米地，冲进管理房，咚地关上大门。定下神来往外看，野猪也跑得无影无踪。”

　　一路听着山林故事，沿山梁上蜿蜒的公路前进5公里后，来到马勇“恐怖邂逅”发生地———余家山正沟海拔1400米的一个平台处。6间粉白色的管理房，前后左右茂密的森林遮天蔽日，只有那块白底黑字的“四川平武余家山县级自然保护区”显示这片高山深处土地的异样。

　　“这是由承包林场升级成的自然保护区。”平武县林业局副局长陈佑平一字一句向记者解释：余家山自然保护区的性质是社会公益性事业单位，民办公助，民营管理。

　　在平武，另外3个自然保护区都是官办官管。“余家山在四川的自然保护区中是个另类，在国内目前也是另类。”陈佑平微笑着说。曾担任王朗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处处长十多年的他，跑遍了国内的自然保护区及欧美知名自然保护区。

　　“拿来主义”

　　余家山的变通

　　在国有模式“一统天下”的自然保护区大环境中，露出民办“尖尖角”的余家山，近日引起广泛关注。12月6日，世界自然基金会中国项目办成都野外办公室造访；12月8日，省委政策研究室实地调研。而在这之前，自6月起，世界知名环保组织“保护国际”已10多次“挺进”余家山考察，并将其在南美洲试验成熟的环境保护模式———“协议保护”引入余家山自然保护区。

　　“协议保护”引入中国的第一站就是余家山。“通过对余家山的支持，我们希望开启私人保护区的建设工作，探讨生态补偿的新模式。”“保护国际”成都办公室项目官员何欣表示。在不改变土地所有权的情况下，从保护地的归属权、管理权中分离出保护权，移交给承诺保护的一方，类似于现代企业经营中的将经营权与所有权分离，把经营权交给有经营能力的一方。协议保护通过协议的方式，把资源的所有者和保护者的权利和义务固定下来，同时建立激励机制鼓励社会广泛参与，从而达到有效保护的目标。

　　何欣介绍，在南美洲的一些国家和地区，林地是私有化的。“保护国际”与林地所有权拥有者签订保护协议，停止砍伐，由“保护国际”提供资金支持发展，从而保护野生动植物生存领地。“简单地说，就是环保组织通过资金、科考支持把林场主的‘砍伐权’变成了‘保护权’。”

　　今年6月，协议保护模式引入余家山。但我国的林地所有权属国有，余家山的协议保护就变通成了三方：保护国际成都办与平武县林业局签署合作协议，前者承诺提供资金、科考等多方面支持，后者负责指导、管理、监督等；同时，平武县林业局又与余家山自然保护区签署合作协议，前者将保护权委托给后者，后者负责对辖区进行管理和保护。

　　“山主”表情靠保护赚钱的兴奋与生态补偿的期待

　　在当地100多个林场中，余家山第一个升格为保护区，并得到多个知名环保组织的关注———短短几个月，实现了两级跳的“华丽转身”，刘勇脸上满是自豪。

　　刘勇与山林结缘，还是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处于原始森林砍伐的最后疯狂期。1993年，平武乡财政所普通干部的刘勇“下海”，经营木材买卖。随着一排排木筏顺火溪河而下，入涪江到绵阳进成都，刘勇赚到了第一桶金。

　　1997年，刘勇以32万元的代价揽到了木皮乡金丰村余家山林场的50年经营权。踌躇满志的他又花20多万元修起了通向林场的5公里山间公路，电线也一路曲曲弯弯地拉到了大山深处。大手笔投入的背景是，当时木材价格每立方米高1000元，半年就可以把本钱赚回来。

　　好梦不久。长江上游近似疯狂的伐木行动引起各方强烈关注。1998年10月1日，“天保工程”实施，天然林禁伐。

　　留下两个看护工人，所有伐木工人都从余家山林场撤了下来。这期间，曾有人劝刘勇聪明点：“很多林场就没人守嘛，你何必呢？”“山上还得有人看着，万一出事呢？”必要的巡护、看山人在余家山保留了下来。平武县林业局陆续在林场中安排植树造林、封山育林等项目。

　　到了2005年，守着不见底的山林，刘勇忍不住把郁闷告诉了一个知心朋友。朋友一语惊醒梦中人：“能不能做成私人保护小区？国外这样的保护区很赚钱哦。”细想正是这个理，现在社会环保意识很强烈，说不定能引起关注，吸引人投资。

　　咨询林业部门，县林业局大为乐意。陈佑平解释说，平武是中国大熊猫最多的县份之一，但两个国家级和一个省级自然保护区加在一起，面积仍不及当地大熊猫栖息地版图的50%，而余家山是大熊猫栖息地和种群交换走廊，需要保护；另外，余家山也是平武县城3万多人的饮用水源地，也需要维护自然生态系统。

　　审批程序走得很快。3月初，刘勇把建立余家山自然保护区的报告递到县林业局和县环保局。中旬，两局审定并向县政府申报。3月下旬，平武县政府批复同意建立“四川平武余家山县级自然保护区”。在“平府函（2006）20号文”中，记者看到，余家山保护区的性质是“社会公益性事业单位，民办公助，民营管理”。

　　陈佑平这样解释“民办公助，民营管理”：余家山自然保护区的主办单位不是县政府，而是以民间机构“四川平武余家山自然保护区管理所”作为日常管理机构，人员由管理所选聘，政府不配置编制、人员，只负责业务管理。经费来源也不像其他保护区一样由财政给予支持，而是争取“天保”管护、公益林建设和国内国际项目合作支持，林业、水务、环保等相关职能部门政策、项目的支持，以及管理所自筹。管理模式由过去守山的自然状态，改变成国内保护区通用的巡视、监测、防火、科考、保护等管理方式。

　　“转身”自然保护区后，刘勇获得了有史以来的第一笔国家资金：“天保”森林管护资金2.4万元。6月，在县林业局的牵线下，“保护国际”对余家山保护区产生浓厚的兴趣。“在中国，私人保护区很少见。正好，我们新引入的协议保护模式在寻找对象。可以说是一拍即合。”何欣说。根据协议，“保护国际”对余家山保护区的资金投入在10万元以上。

　　走上正规化，也不再自己掏腰包，刘勇很满足。不过，他也很困惑。他之前的“先行者”，一位海南亿万富翁，1997年创建全国第一个私人鸟类自然保护区，多年下来，不但没从保护上赚到钱，连奔驰车都搭进去了。

　　采访中，刘勇一再谈及“保护要赚钱”的想法，比如能否有资金把进山的路彻底修好，在管理房旁边的空地上修度假房等。潜意识里，他仍然希望把曾经的投入一点一点收回。他还希望对确实履行了林地、水源保护义务的行为进行生态补偿。

　　对于刘勇的想法，县林业局和“保护国际”均表示能理解。能赚钱才能有更大的社会效应，才会激发社会资本的投入。但对于项目本身，他们信心十足。“刚开始就能做成这样，已经非常好了。”“余家山保护区小，可以进行多种尝试。比如，区域内有很多可利用、可持续发展的名贵野生资源，可以开展有偿的采集活动、开发高端旅游等。”陈佑平这样解释支持其发展的思路。

　　不过，这一切就算要付诸实施，也得等到保护区的本底调查和总体规划之后才能启动。

　　居民表情

　　“后靠山吃山时代”的感激与不安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老远，黄开新的声音就传了过来。前些天，这位56岁的老农家养的黄牛溜进半里之外的保护区逛了半天———保护区和林场的不同之处在于，越境放牧是违法的。身为社长的黄开新非常清楚。一见到刘勇，他还真有些不好意思：“过些天就把它处理了，卖到山外去。”“那是家里的摇钱树啊。” 黄开新的老伴却叹息着。

　　余家山社有17户居民，对祖祖辈辈居住的余家山，他们有着特殊的感情。

　　1997年，余家山队林变成承包林场时，村民们尝到了甜头，祖祖辈辈走的羊肠小道变成宽阔的碎石路，每家还挣到了几千元、甚至上万元的修路费。明亮的电灯代替了昏暗的油灯。记者随意走进一户村民家中，都有电视机等家电。“队林变成林场时，余家山人是受了益的。”黄开新“有一句说一句”。

　　而这一次林场变成保护区，村民们的生活似乎又将有变化。退耕还林后，黄开新家的耕地从16亩变成了3亩，虽然每年退耕还林款都能领到手，但空闲时间明显多了起来。勤劳的山区人是不会让手闲下来的。村民们纷纷养起了羊和牛，有的人家养有上百只羊。今年行情好，每只羊能卖到200元以上。这是他们的摇钱树。而放养地则是天然山林。“那是畜生，长脚杆的，会自己到处跑。”村民直言不讳地告诉记者。

　　但按照保护区的规定，村民放牧不能越过保护区。“现在还勉强看在面子上不撵出去，但随着保护区走上正轨，规定真正‘逗硬’时，我们到哪里放羊呢？”有村民担心。

　　如果不放牧了，更有闲暇的村民会不会进山非法采药，甚至盗猎？有村民坦陈，曾进山采过药材。“野生天麻100多元一斤，另一种名贵中药材猪苓价格也高。”有村民一天采的猪苓卖了100多元。

　　因为是3万多人的饮用水源保护地，3年前，当地政府曾打算将余家山的居民迁到山下九环线旁的蜈蚣口。但因为公路边的火溪河上正在修电站，蜈蚣口将是淹没区，搬迁说法没有了下文。

　　或许担心是多余的。对山区未来的关心，余家山的后辈们似乎不像父辈那样强烈。黄开新的小儿子刚从城里回来，小伙子的白皙面孔与父亲的古铜色皮肤形成强烈反差。“哪个想回来安家哦。”见过世面的小伙子心在山外更加缤纷的世界。

　　巡护员表情

　　专业化的梦想与差距

　　杨明清，70岁，伐木工人；马勇，32岁，江油市下岗工人。一老一少，组成余家山保护区的工作人员。守护山林，巡护山林，阻止盗采盗猎者，从1998年开始，一拨又一拨工作人员来了又走，杨明清一直坚持了3年多。杨大爷耳朵有点儿背，单身一人，长年累月住在管理房里。马勇家在平武县城里，有时下山回家。

　　林子里发生的变化，杨大爷也能感受得到，他们巡山的次数也增多了。“每周巡视一次，多则两天，少则一天。”他的说法是，保护区得到了重视，他的腰杆也 “硬”多了。以前遇到盗采盗猎者，他吆喝，人家不听，还反问：“一个守山的老头，凭什么管呢？”“现在是保护区了，盗采盗猎者非法，对方虚了。”前不久，他第一次将进山采药者的工具没收了。

　　“巡山的工具是什么？”记者问。

　　“胶鞋嘛，木棍嘛。还有它，小黄。”杨明清朝边上的一条狗呶呶嘴。3年前，他带上

　　来的一条小狗，如今长得高大凶猛。一次，与野猪不期而遇，靠着“小黄”的勇猛，杨大爷才转危为安。

　　“山上的动植物，您认识多少？”记者又问。

　　“认得一些，金丝猴认得，党参、五味子也认得。”杨大爷答。

　　“如何进行森林防火？”

　　似乎没听到，杨大爷摇摇头，没再回答。

　　目前的巡护员只能起到守山的作用，缺乏专业高度正是刘勇的心病。他自己也没多少野生动植物保护的专业知识，至于保护区真正意义上的动植物监测、巡视反盗、科考研究，完全是空白。“我希望能把这个民办的保护区做得专业，但是缺乏力量。”

　　9月，王朗保护区派出4个技术人员上余家山，对动植物进行考察，并对工作人员进行了简单的培训。陈佑平表示，其他保护区也将对余家山的反盗猎、科考等多方面进行帮助，增强专业化手段。

　　采访结束时，何欣向记者透露，余家山保护区的本底调查和总体规划将在春暖花开时进行，随后，保护区各项工作也将走上正轨。四川首个民办自然保护区的“协议保护”模式，或许还能带给我们更多的惊喜。

本报记者王代林刘佳